2012年9月底，在无锡至上海的高铁上，49岁的施正荣接到[中国企业家]记者的电话，在连珠炮般的提问之后，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幽幽的说，“在现在这段时间，你要我说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施正荣一度被看成是海归科学家创业的标本，2000年，他背着一只双肩包从澳大利亚来到家乡江苏扬中附近的无锡市，包里只有一部笔记本电脑和几页商业计划书，仅仅六年后，他就以32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为新晋的“中国首富”，又过了六年，神话回到起点。
在个人秉性上，施正荣是一位科学家，他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留学期间就握有十多项太阳能发明专利，他归国创办尚德电力，正赶上中国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中国企业家]杂志曾以“首富，政府造”为题，分析了“尚德模式”的崛起秘密，即：一个开明的政府与一位具有商业精神的科技人才携起手来，对后者注入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等等，在企业发展起来后，政府“功成身退”。无疑，这是苏南模式的进化版本。
施正荣在无锡创业，从第一天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无锡市出资65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本，同时在土地和税收政策上予以全面倾斜，市政府甚至派出刚刚退休的经贸委主任担任尚德的首任董事长，为施正荣协调各种公共关系。而在企业走上正轨、即将赴美上市前夕，政府又“适时”地令国有股退出，并安排董事长退位。这位澳大利亚籍的施正荣是罕见的、在股权改制上吃到了全部红利并没有遭到任何质疑的民营创业家。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下，中国的光伏产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跃进，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仅浙江省就有光伏企业205家，它们大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产业补贴和地方财政的扶持。曾有媒体感慨说，“过去十年来，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的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一定还是光伏。”到2010年前后，中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国包揽了前五名。
尚德式的成功，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胜利，它体现了中国式产业发展的独特性。在无锡，施正荣成为了城市的名片，他的巨幅照片被树立在高速公路入口处，所有进入这个城市的来客，第一眼望见的便是他的标准式微笑，市政府甚至还为他塑了一座宽3米、高2米的巨幅半身人像。一位外国媒体记者很感慨地写道，“你要是比其它工业，无锡在全国不一定是数一数二的，而若比光伏，尚德世界第一，这大大满足了无锡市政府的虚荣心。”
在产业膨胀和“首富”的光环之下，科学家施正荣也成为了时髦的企业家，原本内向讷言的他学会了滔滔不绝的布道，还能够在几千人的论坛上，有板有眼地独唱一段锡剧。他曾经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午餐，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谈合作，他还给自己买了近十辆豪车，见不同人时会开不同的车。2005年底，尚德上市当天，施正荣对友人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然而可怕的是，中国的光伏产业是一座建造在沙滩上的漂亮城堡，它的90%原料依靠进口，而90%产品则全数出口，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70%的利润。2011年，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直接导致全行业的大雪崩。
在经营行为中，施正荣似乎比“单纯而无私”的无锡市政府要精明得多。他在尚德体系之外，组建了亚洲硅业和三家都以荣德命名的公司，它们独立于上市公司之外，是施正荣的私人家族企业，其业务是向无锡尚德提供硅料和组件，因此形成了利益关联链条。三家荣德系公司在两年时间里，获得了近25亿元的业务收入，亚洲硅业则在2010年与无锡尚德签署了总额为15亿美元、为期七年的长期供货合同，更夸张的是，这些家族企业还同时得到尚德的20亿元担保资金。
2011年，尚德净亏损10亿美元，到第二年的二季度，情况继续恶化，电池工厂停产，公司大规模裁员，其总欠债额高达20多亿美元，纽交所的股价从最高的98美元跌到1美元，美国投资者对施正荣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他借亚洲硅业掏空上市公司，并挪用公司16.8亿美元为自己的个人公司提供无息贷款。
在最危难的时刻，施正荣拒绝拿出个人资产拯救尚德，他的“科学家理性”似乎战胜了企业家伦理与血性。
树在高速公路入口处的施正荣巨幅宣传照，是在2012年8月被悄悄撤下来的，在这个月，他辞任尚德CEO。12月，董事会宣布罢免他的董事长职务，施正荣发声明认为此举“违规”。又过了三个月，尚德被当地法院宣布破产重整，无锡的地方国企——国联集团成为政府指定的“接盘侠”。在后来的几年里，施正荣的名字在无锡成为了一个尴尬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