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是这个时代不变的因素，随着全球化进入新的转型时期，宏观经济、货币金融和数字经济之间似乎进入了一种黑洞似的“量子纠缠”状态。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关键零部件制造出的“黑天鹅”事件，都会带来全球性的贸易波动。企业生产、个人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复杂的、层出不穷的不确定因素影响。2024年第一季度已经过去，宏观数据呈现出总体向好的态势，具体到关键性行业的发展、产业投资和全球贸易发展等具体策略问题，各种渠道的解释也是纷繁冗杂。
如何善用经济学理论找到复杂数据之间的底层逻辑，面对不确定成为“常态”的现实世界，经济学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吗？带着疑问、带着必须走出眼前“迷局”的好奇心，FT中文网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联合举办的第三场“金融大师课”于4月27日在高金北京中心再次启幕，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李楠教授、工银国际宏观固收及策略投资（总量）研究负责人张弘顼博士、BP(中国)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陈巧玲博士，三位非常资深的经济学家，用一堂课的时间，为大家带来深入浅出的经济学理论解读。
李楠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证券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时，经济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拥抱不确定性，摒除盲目自信，在最差的可能性下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案，做出具有稳健性的决策，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又需要充分利用有效的信息，尽可能地缩小不确定性的范围，避免过度保守，从而做出精准且稳健的决策。
随着世界从美国单极霸权走向多极化格局,以及气候的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出现，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与日俱增。而要想更好地应对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首先需要明白“不确定性”与传统经济金融分析框架中的“风险”有本质的区别。早在100年前，芝加哥大学教授Frank Knight就指出 “风险”是指结果未知而概率分布已知确定唯一的情形，而“不确定性”是指结果未知且概率分布也未知或不确定的情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中不得不面对的真实情形。
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传统的“自上而下”不考虑不确定性的管理模式不再适用。我们需要能够处理模糊性，能够推理并理解市场规律，从而带领自己的组织和同事穿越不确定性迷雾，得到更好的结果的领导力。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提出的乌卡（VUCA）环境，即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其核心就是不确定性，而面对乌卡环境，我们需要的是乌卡领导力，即前瞻性（vision），理解力（understanding），厘清力（clarify），灵活性或韧性（agility）。面对不确定性下，决策者不能盲目自信墨守成规，而应充分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存在，在最差的情形下寻求最好的结果；同时需要学会在噪音中抽取有效信息，累积并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尽可能缩小不确定性，避免过度保守，从而做出稳健且精准的决策。面对当下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我们能做的是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fight for the best (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为最好的结果努力奋斗)，要有耐心和信心，做好自己，等待并抓住市场复苏的机会。
林汇栋
FT中文网资深编辑、音频栏目主理人
在后黑天鹅时代，实用经济学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地缘关系的急剧变化、少子化社会的趋势、科技革命以及个人行为的复杂性……这些因素导致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给金融组织和决策者带来更多压力。美联储在通胀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调整，对全球宏观市场的预期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走向，如瑞士央行的降息、日元贬值，对资本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全球经济中，有关中国版量化宽松政策的讨论，以及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分析，都从侧面显示了当下，每个国家或地区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所面对的复杂性，以及任何一个大的经济体政策变化对全球经济带来连锁影响的直观性。中国正致力于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制造业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些目标的设定，对经济学者和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张弘顼博士
工银国际宏观固收及策略投资（总量）研究负责人
美国自2018年改革后，美联储采取了数据驱动的方法来制定货币政策，进而实现物价稳定和就业目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包括通胀目标制和价格水平目标制，依赖于广泛的民生数据、制造业数据等复杂数据综合形成预测结果，但这也导致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转换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当前，全球资本市场波动性加剧，中国货币政策在供需两端带来的挑战之间采取了“以我为主的居中之道”，以有效应对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对全球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从实证来看，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对资本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尤其在营商环境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会短期内显著提升。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通过大规模购买商业银行的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实现对总需求的刺激。相比之下，当前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国债是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原则下，释放流动性以调节银行间流动性需求。两种政策存在本质差别。关于政策的实施效果，选择合适的时间和空间实施合情合理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新型数字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日益增加，美国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当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进一步加快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产值，需要完善从科研专利到制造生产过程中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支持。同时，要破除国内、国外双循环之间的障壁，以实现国内、国外的服务场景融合。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的总结是“保持平常心，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机会”。
陈巧玲博士
BP(中国)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与海外市场关联越来越紧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会通过分析报告和数据解读来阐释关键经济信息。目前，美国经济数据显示其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中表现强劲，就业数据超出预期，通货膨胀水平仍居于相对高位，这可能导致美联储降息决策进一步推后。目前市场预测联储首次降息或在9月之后。这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和汇率稳定产生了明显影响。
正如联储前主席伯兰克所言，央行的经济预测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能源类大宗商品的交易，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其价格受全球供给需求库存等基本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石油、天然气的举足轻重的净进口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相对有限。地缘政治事件，如俄乌战争、伊朗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对油气类大宗商品的供给产生直接影响，价格波动反映了市场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关于产能过剩的讨论，中国的各项经济和行业指标显示，中国并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过剩产能。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和开工率，以及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占比，均未显示出严重过剩。然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国际上的同行对中国产能问题的分析视角和我们差异比较大。举例来说，他们会基于未来五十年全世界的总需求量来判断今年中国的某个子领域的产能是不是过于富足了。他们的观点未必正确。但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有必要理解不同的意见之所以产生的背景和逻辑。尽管决策者面临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本身也往往意味着新的机会。而不是纯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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