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迪米（Demetri SEVASTOPULO） 英国《金融时报》华南记者
嘉 宾：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莎拉?马尔可塔 （Sara MARCHETTA）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
Christopher MARQUIS 哈佛商学院副教授
高挺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董事总经理
迪米：各位朋友欢迎来今天的论坛，我是迪米，我住在香港，今天很高兴来北京参加这个论坛，我很高兴看到北京的天那么晴，空气那么好，我还是用英语来主持吧，介绍一下这几位嘉宾，左边是黄教授，是中国经济研究所的，在北京工作，莎拉女士是欧盟商会的，马克是哈佛商学院的副教授，高挺是瑞银的关于投资管理方面的工作，谢谢你们。我们谈到了中国的一些公司到国外去投资，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首先请几位用两三分钟说几句，你们认为中国公司走出去会面临什么样的机会。
高挺：刚才说到APEC的天气，我们做预测的时候有点担心，预测的时候，11月的工业增加值是怎样就不知道了。我们现在说现在是新的机会，但是对外投资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不是某个时间点的机会，而是说中国社会和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种结构之下，是一个趋势，在我们知道的很多非常高调的，包括政府主导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能源投资，一些矿，还有一些最近开始的基础设施可能相关的一些方面，我觉得从整体的经济结构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未来有很大的空间中国企业逐渐的扩张，或者现有的基础上逐渐的走，一个是金融行业，我们说商业银行这块应该有很大的空间，因为现在这样大的国际贸易，中国的企业在全球的产品中的地位，需要大量的融资也好，担保也好，银行方面的支持，本国银行对本国企业的了解度都非常高，他们之间互相推动，未来可能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第二是制造业方面，很多民营企业，大的民营企业都在国外有投资，这实际是反映了中国本身市场已经大到了这种程度，规模的经营已经形成，未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往外走取得更多的市场，或者是取得先进的技术和品牌。 第三是非常简单的，中国本身市场的大小就是优势，可能未来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对外的投资，是最终想引进来，走到外面取得新技术也好，品牌也好，最终面对或者是针对中国管理的市场，这盲从是在品牌和高科技方面。
Christopher MARQUIS：这个讨论是很有道理的，我想讲的是一些挑战，我们必须在一些非中国市场上建立一些好的企业，要建立这种全球长期的比较竞争力，可能是文化的机制，还有整个的政府的机制，政府的系统，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我觉得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如果说他们要获得这种长期的战略，对他们来说这个挑战，有的人成功，有的失败，我讲的是怎样把自己融合到全球，特别是你想要投资的市场上。当然，可能会说制造业，也许想要到美国，但真正去来做的话，真的是很难的，因为你不想成本过高，要跟当地的政府打交道，你得要知道整个国家的网络，还要请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八九年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最成功的企业了。他们是真正的在美国执行了他们的战略，通过了跟美国零售商很好的关系，我整个想要给大家传达的意思，其实是需要我们克服这种文化，社会的挑战，才能找到一个国家，找到一个行业，因为很多中国的机制跟体制，可能跟有一些全球的模式是相似的，这样的话对于中国企业可能会更好。
莎拉·马尔可塔：如果从地点，从行业，当然我们都可以说很多，都可以说出对中国企业有什么样好的机会和空间。但是很特别的在这个时间段，最特点的是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谈判一些国际的协议，比如说跟欧盟，跟美国，都有一些协议正在谈判，所以可能我们不太能够说哪些行业是最好的，我们可能应该更加聚焦于政府是如何参与到这些谈判中，怎么样来处理这些谈判，从这个欧盟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看一下贸易量，每天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量，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却没有办法由欧洲在中国投资所匹配，而同时，中国也并没有投资于太多在欧洲，尽管说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已经增长了，但还是很少。 从欧盟的角度讲，我认为欧盟和中国应该聚焦于两个区域之间的投资不匹配，现在欧盟跟中国之间双边的协议，主要是互通，现在的双边协议不是跟欧盟签署的，而是跟欧盟的各成员国签署的，很多中国企业他们在欧盟投资的时候，比如说中国的银行，国家电网在意大利所做的投资，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互相互惠，我们要讨论到中国人是怎么看外资，这是需要我们考虑到市场的准入。还有一些监管的要求，有可能会受益于中国的企业和欧盟的企业。如果我们看一下未来的话，这些谈判的未来，我不知道跟美国的谈判怎么样，美国应该是跟中国的谈判进展得更前一步，比如说这种双边的投资协议。现在还有一个我们在讨论的东西，就是对于国内投资者跟对于国外投资者的对待不一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将会是对中国企业想要到欧盟去投资是一个问题，到底是被作为国外企业对待，如果说已经投资了，就作为国内企业对待。欧盟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我们没有公安的检查，或者是调查，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欧盟来投资。作为欧盟商会来说，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进一步的与我们谈判，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能够来中国投资，也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到欧盟去投资。 黄益平：几位专家的观点我都同意，有很多的投资机会，金融方面有很多的投资机会，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的投资从2004年到现在，从0到每年1000亿美金往外走的规模有长足的发展，但是现在确实碰到了更大的历史性的机遇，也就是说未来的十年，我认为增长会更快。宏观的角度看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国经济从人均GDP300美金到现在7000美金，成本提高，经济发展，过去很多有竞争力的产业现在做不下去了，需要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地方，这是第一个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中国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纷纷的往外走。 第二，非常重要的变化三中全会说到全面的经济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金融改革，11个方面，最后一条是资本项目开放，这意味着我们过去这种宽进严出的资本项目管制的方式即将改变，到海外去投资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潮流。尤其是我们看过去多少年我们一直在积累外汇储备，这么多的外汇储备也是中国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投资，只不过是过去都是央行代表大家投资，以后资本项目开放，汇率变得更加灵活，企业在对外投资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可以期待的。 第三，很重要的宏观因素是最近习近平主席，我们政府提出来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两个经济战略如果政府真的很认真的实施的话，会意味着有很多的往外走的机会，起码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行和丝路基金，有人说在筹划海上丝路银行。APEC会习主席说中国未来十年往外走的投资达到12500亿，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我认为这是非常保守的数字，12500亿是什么概念，十年，意味着每年1250亿，今年可能会达到1000亿，按照这个规模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同时可以看到从2004年到现在，2004年的时候外汇储备大概6000多亿美金，现在是4万亿美金，可以想象过去十年外汇储备增加了3万多亿美金，如果其中的一部分不再是外汇储备积累，而是中国企业往外走，中国对外投资会出现更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可以期待的。 刚才说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很多机会，我自己也觉得有很多机会，但是最后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也就是中国企业会做得好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我们从2004年几乎没有，现在到1000亿美金，这么多的投资当中有多少是成功的，说实话成功的案例不是特别多，我们过去很多的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汇储备积累很多，投资变得越来越困难，国际市场上对我们的汇率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走出去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到海外去投资，做各种投资，但是客观的来说，成功的不是特别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有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企业会考虑到海外直接投资，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企业在国际上是有竞争优势的，技术也好，管理也好，营销也好，市场也好，品牌也好，不管是什么方面的因素，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可以利用当地的市场，当地的成本，自己获得更高的回报。 我想说的是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十年会有很多企业往外走，但是什么样的企业会成功，什么样的企业可能还是不会成功，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你在国际上有什么竞争力，我自己觉得我比较看好的，第一是制造业要往外走这是很自然的过程，我们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国际上是有竞争优势的，如果能够走出去，找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我认为他们能做得好。我们的基础设施随着一带一路的战略往外走，我认为也有可能做得好，因此我们在国内搞基础设施已经有很多的经验，至于其他的很多领域，我们看到很多我觉得要小心看待，并不是有钱到海外投资就能给你回报。
迪米：非常感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基于大家所说的，高挺你觉得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是什么样的推动力？是什么使得中国企业想要去找那些比较更加低成本的制造业，还有就是在海外他们的市场有什么样子的吸引力，什么是能够获得的国内没有的东西。
高挺：我们都知道企业到海外投资可能通过建设新的生产基地，通过并购等方式来购买资产。目的有很多，可能是为了新的市场，可能是为了更低的成本，可能需要更好的生产原料，或者是品牌，或者现有的企业投资标的的销售渠道。一旦这些都考虑进去，很多企业在做的时候可能不是其中一个，可能是两三个都考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说哪一些一定是的，从我们之前看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对外的FDI的大体的结构来看，有很多是在资源这块的，这块很大程度是反映了中国的战略，政府的战略，中国是一个资源比较稀缺的。这就非常简单了，就是为了获取资源，保证未来资源的供应。另外一个扩张比较快，大多是在周边地区的是金融业，在香港，很多金融机构都有，这些更多是因为中国企业向渗透之后，他们为了服务这些企业海外的需求跟着走出去的，这个不是为了取得更多更廉价的产品或者是原材料，更多的是属于服务方面的。制造业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一些家电企业在海外投资，有汽车企业，购买了海外重要的品牌，目的我想有好几重，我们有一些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的其实这个出口的量也非常大，对海外的需求都有相对比较好的了解，为了渗透海外市场需要一些渠道，销售的渠道，再去近这些渠道可能投入非常大，拿现有的一些企业，而且可能这些企业带着一些品牌，能够利用他的品牌优势，我觉得制造业越来越多是这样。中国制造业有一个特殊的特征，几年前是看到这种工程机械，这种机械的企业走出去，现在家电，还有一些科技，比如电脑，联想等。这些走出去，他不是占据着技术非常领先的区域，就是说这些非常高精尖的中国企业现在暂时都没有优势，在中端，或者略高端，已经有优势，但是能够跟中国国内的生产成本相结合，技术上不比别人差，但是成本上有优势。这块会非常多，未来走出去跟中国本身制造业中的沿着技术阶梯往上爬的缓慢趋势正好结合起来，就兼顾了一些海外市场和国内成本相结合，这个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迪米：再问一个问题，提到香港，香港有“占中”的行为，你认为是进入中国和出中国的关口吗？看到更多的企业越来越想到海外。
高挺：未来很多年是不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占中”这个事件是不是影响香港未来的地位，我自己感觉是有这个可能的，短期这个事我们给客户开会，介绍我们认为怎么影响金融市场，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微小的，持续不了多少时间，一两个月就结束了，香港的金融系统不受“占中”的影响，香港作为贸易中心，港口都在外围，跟“占中”没有关系，没有涉及到对香港的经过造成直接的影响，少数的。更多的，更长的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制度，法治，这些东西是优势，拿上海和香港比，地理位置上香港占不少的优势，但是其他方面还有不少的欠缺，就是指“占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现在经济结构当中，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在就业，未来的机会越来越欠缺，造成的一种社会现象。一旦这个现象是结构的现象，类似“占中”的现象会不断的回来，变成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就没有了，可能到明年某个时间又回来了，政府怎么处理，就会影响到大家对香港未来整体制度的演化的一些猜测，或者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会影响到整体金融中心地位的稳固性。
迪米：如果看一下美国的市场，还有几年以前，我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很小的公司，原来没有听说过，市场份额占了差不多60%。从你们的案例分析来讲，能不能稍微细节的讲一讲，在美国做生意，这些中国公司开始创业的时候有什么挑战？
Christopher MARQUIS：这样说吧，有这么一种情况，差不多七年以后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当时是有一些产品贴标签的问题，有一些产品方面的问题，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公司碰到过的。后来他们把这些问题向总部进行了汇报，也许他们认为美国很怪的，针对中国公司有一些偏向。我们后来看到这个公司也算是解决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还有通过零售的渠道，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解决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包括产品方面的问题。当然还有供货方的问题，产品贴标签的问题，雇工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实际就是时间的问题，一步步的来吧，有一些策略方面的问题，调整一下，还有其他的东西运转顺利了以后，就会使问题得到解决了。实际就是一个品牌逐渐建立的过程，雇佣一些合适的人，为海信进行工作，有了品牌以后进入市场就更加容易了，好象有一些负面的报道，但是华为在欧洲还是做得很不错的，从策略来讲，举个例子来说，跟一些大学建立了很或的关系，技术得到了更加的成熟发展，当地的环境更加了解了，我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在美国这些中国公司，不管思科也好，美国政府来讲有一定程度一开始阻止他们的进入，但是作为竞争对手来讲，如果说跟政府绑得比较紧，可能会对外部的进入者确实设置了一些障碍。
迪米：中国政府从一些方面来讲也有这种行为的，中国公司也雇佣一些人，比如进攻一些国会，或者是其他方面相关的美国的机构。
Christopher MARQUIS：给大家举个例子吧，的确有一些中国公司在美国做生意的时候，在投资的时候碰到了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总体来说还是没有太多的障碍。
迪米：好吧，从你的角度来讲，关于华为这个公司，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华为在欧洲也有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你认为不管是华为，还有其他的公司，还有一家南京的公司，在英国也有业务，这些公司在自己有零售渠道，传统的角度来说，你认为这些公司有一些最初始的障碍，如何跨越呢？文化的差异，还有投资相关方面的障碍，他们最初怎么克服的？
莎拉·马尔可塔：我是这样想的，即使是有一些中国公司到国外短期看到一些障碍和限制，欧洲从整体来讲，中国公司并不是去欧洲，有一些资源，有几个例子，有一个我想到的是地理位置来讲，离中国比较远，但是欧洲市场也比较成熟了，要想在这种欧洲的国家想建立生意的，得有一些成熟的，最起码你的公司业务要成熟。从银行和信托的角度说也是一样的，也有一些其他的部门可以开展业务。举个例子，吉利公司到欧洲来开拓市场，我想这些公司要克服一些方面的困难。华为是一个例外了，这些公司在收购一些比如说包括机械制造方面的公司，还有一些目前的合作伙伴被他们收购，这也是一种投资，就像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或者是收购是一样的。因此，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这些做法也是一种主要的驱动，能够帮助中国公司走向国外。但是这些中国公司如果在欧洲投资的话，在有一些经济的行业来说，中国公司自己的品牌要和当地的品牌进行竞争的话，有的时候欧洲的一些公司可能已经上市了，从股份的角度来说，可能是中国的投资者可以从中获益，比如说从品牌的建设，购买他们一定的股份。因此，我想的确有一些经济的部门可以介入，从欧洲的市场来说是比较开放的。的确有一些银行，还有一些很好的零售渠道，都可以利用，当然还有报纸方面进行了报道，还有一些出版物是这样说的，对中国的投资不太持欢迎的态度。但是，也有一些例子，我也知道中国有一些公司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如果说他们有障碍的话，总体来讲中国公司做得还是不错的，对公司的宣传也是一样，可能一开始有一些压力吧。
迪米：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双边投资的协议，我想投资也是三个重要的经济拉动的一个方面，这方面你怎么看？
莎拉·马尔可塔：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了有这样一个事实，从投资互惠来讲每个人有更高的期待值，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所得到的事实是说从双边投资的协议，一旦签订了以后，还是有助于市场的开放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希望看到未来，我们能够最起码经济当中有一些部门，能够向外国投资进行开放，比如欧洲也是这样。我们也有一些行业做得不是很好，希望能够对国外开放，可能有一些行业我们目前对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希望市场对外开放，有讨论的空间，希望中国的公司和伙伴的协议进行达成。
迪米：您早些时候说有很多中国公司在外国投资，有一些公司做得还是不错的，您认为这些成功的中国公司是怎么样获得成功的？中国的公司未来应该怎么做，使得业绩更加好，不光是手上有现金可以成功，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发展吗？
黄益平：做得最好不是很容易，我们看到做得很多很成功的，高挺说企业对外投资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一般来说有三种动机，企业往外走，一个是利用当地的低成本优势，到海外去生产，刚才说的中国有很多的低端制造业，随着成本提高要往海外走，会做得比较成功，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好的低成本的生产基地，他的产品猛攻卖得出去，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在非洲做得比较成功的，在非洲生产鞋子做得很好，本来国内的技术就不错，到非洲找到底成本的投入品，有很好的市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低端的制造业往外走就像80年代初期的时候，韩国、台湾和香港的很多低端制造业到大陆来一样的，是一个产业升级和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井很自然的过程。 第二种比较常见的到海外投资，就是进入这个市场，因为这个产品出口，有的时候面对很多的壁垒，所以直接的到对方去设厂，在当地卖产品，国内有一些汽车厂到欧洲和中欧，东欧去设厂，卖产品，就是为了进入这个市场非常容易。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例子，包括要当地的市场，当地可以向我们要一些海外的其他的市场投资，就是为了克服进入他市场的困难。 第三个企业对外投资比较重要的，就是为了对方所谓的战略性的资产，这个战略性的资产可以是能源，资源，中国以后长期是短缺的。但也可以是像吉利买了沃尔沃，或者是联想买了IBM，其实是通过你的投资，来获得比你更好的品牌技术，或者是市场管理，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你自身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样泛起来看，我们对外投资目的是很多，成功的案例也有，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其实现在看起来，成功的案例不是特别多，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刚刚开始，说实话到海外去投资，跟在国内是不一样的，当地的法治环境不一样，文化环境不一样，举个例子说我们的企业到国外投资以后，发现国外的工会运作方式和国内的运作方式不一样，管理层一开始很不适应，这个可能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更糟糕的可能不是我自己特别看的是在政府走出去的战略推动下，很多国有企业，因为拿到了信贷资金比较容易走出去得到政府的批准比较容易，这样的一些企业往外走，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准备，换句话说，拿别人的钱去投资，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个问题确实不少，一方面有一个经验积累的问题，要了解对方的市场，了解对方的社会，了解对方的政治制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我自己更关心的是企业要往外投资，可以，但是要用自己的钱，而不是用国家的钱，要自己承担投资的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后果。
迪米：非常感谢，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看日本公司，韩国的公司在海外的韩国和日本的公司的话，日本的公司一般来说，可能都不太愿意请海外的经理，他们比如说在沙特阿拉伯国家，都会从日本派经理。而在中国的话，很多情况下中国的企业经理无法跟当地的员工沟通，而韩国的企业他们反而愿意使用当地的经理，我想问一下，中国的企业他们是什么模式，日式还是韩式？
Christopher MARQUIS：我在美国和欧洲看到中国的企业通常都会请一些本地的经理，这样就会更好地来管理企业，当然，会有一些外派的人员。很多都是当地的。
莎拉·马尔可塔：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得问一下国企和私有，如果说私人企业的话，他们可能会请当地的管理层，而国企更愿意用自己的代表，这倒不是说这些人要管理公司，而是我看到欧洲有这种情况。如果不看大的企业，大的贸易，交易，有很多的公司他们到了欧洲以后，一些中小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如果收购这样的企业当然要派一些代表。 迪米：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请给我们提一个非常简短的问题。
提问：非常感谢，我是来自亨利集团，非常高兴听到各位的演讲，有两个问题，中国的企业到了海外，亨利集团也帮助很多中国的企业进入美国，当然我们在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的企业并不知道西方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在西方做生意，就像刚才教授说的，包括当地的法律系统，也不知道什么是工会等等。你有没有对这些中国企业有一些建议？对于这些中国的大企业，如果说要到海外的话。
Christopher MARQUIS：中国的企业如何学习西方的文化，这是很长的过程，因为全球化代表我们要融入，作为各企业来说，刚才提到的这些企业，华为在欧洲，海信在美国，他们都需要八九年的时间找到当地的管理层，来找到一些战略，这样才可以更好地跟政府沟通，并且能够通过长时间建立信任，这里面真的是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的，慢慢的，详细的系统，把自己融入到这个经济体当中。 提问：我是来自欧盟商会，您认为如果说我们只说中国的话是错的，而我们应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走出去了，比如说吉利收购了沃尔沃，还有很多的企业试图收购海外企业，很多的民营企业都在美国上市了，中国的企业，当我们想到国企的时候，他们却并没有像民营企业那么的准备妥当，大家觉得呢？ 黄益平：我觉得这个问题和我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也跟刚才这位先生问的是一样的，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如果他们犯了错误，我相信他们会很快的学习，但是问题是你的机制是什么，如果是一个私人的企业，犯了一个错误，很快会学习。如果是一个国有企业，预算不是一个硬的预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的支持，学习过程就很慢，甚至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学习，我认为归根到底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中国人都有能力到国际上去做生意，短期内犯错误，知识不够了解不多这是都是很容易改变的，难改变的是企业本身的制度。
提问：来自经济时报，问莎拉，我们有一带一路的战略，主要是聚焦于我们的邻居国家，我的问题就是欧洲的国家和美国如何来改善自己，吸引中国的投资。因为我们的投资现在很多元，而我们又聚焦于邻国。
莎拉·马尔可塔：我想除了双边的贸易协议之外，目的会有一些自贸区的协议，这个可能可以推动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可能这不是很短期的事情。如何吸引中国投资，这个时刻还是跟每个国家的政策相关的，所以有不同的时刻点，有的时候我们提供在太阳能的补贴，中国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都投了，如果这些补贴没有的话，中国的投资就会转移到东欧，因为东欧还有补贴，也是比较容易可以投资的。我想总体来讲，如果我们不谈刚才的这些困难跟挑战，以及如果去海外投资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我们欧盟需要改善的话，就是这个信息的透明度，因为在中国我们不太清楚欧洲有哪些投资的机会，我们也一样，我们并没有做很多的推广，并没有推广我们的投资环境。 迪米：谢谢，首先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如果说大家来香港的话，想知道在中国企业在海外做了什么，大家可以来香港找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