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FT中文网在位于北京东外56号院连界创新（839190）打造的首个连界·创新飞地对连界董事长王玥进行了专访，听他详细阐释了创新飞地概念的缘起和运营模式。同时，身为多家顶级基金背后母基金的发起人和近50家高成长创新公司的投资人，王玥还在采访中分享了他对驱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科技与消费的新锐洞察。
在王玥看来，创新的真正驱动力是实业家和科学家，所以投资人一定要关注占据“关键生态位”的底层原料和技术，研发进程或许非常艰难，但投资人如果能克服资本的逐利本性，实业家和科学家所取得的成果一定能够实现长期价值的提升。
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FT中文网：最近几天，北京出现零星散发疫情，部分公司再度提醒员工准备在家办公。其实，无论是年初国内疫情严重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居家办公”试验，还是硅谷企业纷纷宣布允许员工无限期在家办公或者给员工办理WeWork等联合办公空间的会员卡，围绕办公模式和工作场所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年。连界在提出“创新飞地”概念，并将其打造成为现实的过程中，是否对这种办公场所“去中心化”的现象有所预见？是否受到了联合办公空间的影响？
王玥：“创新飞地”这个概念与联合办公、分散式办公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想要实现国外所谓的“灵活办公”模式，需要有两个根本前提：第一是劳动力要有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和能够自律、独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和精神；第二则是社会的组织管理形式和文化背景要尊重并允许个人有充分发挥的空间。我个人认为，当今的中国在这两方面相比西方来说还是相对薄弱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更能接受和推崇集中式的，能够及时响应重大事件的管理模式。随便问一个中国老板，他肯定是希望员工能够集中在一起，这与我们中国文化中最底层的逻辑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FT中文网：既然如此，您常常建议企业，甚至是政府部门建立“创新飞地”的原因在哪里？
王玥：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创新已经从Copy to China的创新1.0阶段，进阶到Innovation from China的创新2.0阶段，也就是会孕育出更多本土化创新。不光是传统行业，就连BAT大型科技企业，也需要找到“第二增长点”，孵化出新业务。但是新业务和传统业务通常有着不同的基因，把需要创意的人和按部就班做事人还在一起工作，其实是一件挺别扭的事情。
其次，在我看来，把新业务和传统业务分开并不是坏事。虽然对中国企业来说，集中式管理是有优势的，但是这种模式在驱动企业创新方面也有不足，因为新业务的开拓是需要与既得利益者保持距离的，所以新业务就应该离传统业务，包括离大老板远一些。曾经有一名在大型企业供职的朋友说，他们的董事长特别重视创新，把负责新业务的团队全都安排在董事长办公室的下一层办公。我就开玩笑让他把团队搬走。因为公司领导离得那么近，没事就下楼来看看，新业务团队其实是其实很压抑的，反而容易好心办坏事。
第三，新业务永远是跟着创新人才走的。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二三线城市，有数量众多的传统企业需要业务创新，虽然这些企业有包括投资、股权、独立上市在内一整套创新激励机制，但是终归创新这件事还是需要人来干的。近几年很多城市都在搞“抢人大战”，但是真正有多少创新人才离开北上深杭去了二三线城市？所以我们才提出在一线城市打造“创新飞地”，把新业务这一块所需要的人力放在北京，来反哺那些总部位于二三线城市，但是有着迫切创新需求的企业。
最后是运营层面的原因。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拿地建楼，哪怕就算是租个楼建个第二总部、创新中心都很难承受得起。但是如果有一个第三方做的独立空间，就像北京东外56号院这样，来服务这些想转型、想创新的公司，就能极大地降低他们的门槛。
图：连界董事长王玥
FT中文网：所以企业或者政府的人才观念是否也会随之变化？
王玥：当然。经过这几年对所谓“逃离北上广”的追踪，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伪命题”，真正顶尖的人，即便去到二三线城市，过了很轻松愉快的几个月，也终究会回到一线城市，虽然会很辛苦，但是他根本无法逃离这里所聚集的资源。有些城市发出豪言，一年要招来多少个清华北大的博士，但这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要转变的个理念就是：创新人才不一定要为我所有，但要为我所用。人可以继续在北京工作、生活、奋斗，但是他所做出的成果最终反哺到二三线城市，反哺给企业总部，就足够了。
我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温州人。数百万温州人在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经商，这些人遍及全球，却把资源给整合回温州，造就了温州发达的市场经济。温州市政府也没有说让温州人都回家来做招商引资，对吧？因为你能用到这个人比你把他放在身边要更有价值得多。
FT中文网：那具体到创新的领域，近年来中美科技脱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外部打压也不会停止，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在投资初创企业时的关注点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王玥：就像房地产投资里“位置”是最重要的因素一样，连界启辰资本在科技方面的投资一直都在找所谓的“生态位”或者说“关键点”，即行业底层原料或者底层技术。比方说，5G时代已经到来了，所有的5G设备天线上，都需要包上一个LCP(液晶聚合物)薄膜。这个材料本来只掌握在日本公司手里，但是我们发现并投资了一家早几年前就通过合资和本土化引进了这项技术的公司。所以未来如果外部环境继续恶化，日本对这个技术实行出口限制，那这家企业就会凭借进口替代成为隐形冠军，这个东西我所说的行业里的底层原料。
再来说底层技术。未来所有的互联网都会升级成由足够多的卫星串联构成的“太空互联网”，这就要求发射卫星的成本要越来越低才行。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研究出了回收火箭，重复利用的技术。但美国把火箭发射上去再收回来后要把火箭“擦洗”后再次发射，“擦洗”一次的成本是400万美金，而我们投资的企业天兵科技只需要不到150万美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行业所稀缺的底层技术。
FT中文网：很多投资人都在讲中国消费的潜力，但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复苏，依然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在就业形势和居民收入不确定性依然很大的今天，您认为消费领域还能产生有价值的“新物种”吗？
王玥：今年实体经济和就业所遭遇的冲击确实非常大，而且明年如果政府的扶持政策无法持续的话，情况会更艰难。所以我觉得消费驱动增长所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大的。但是中国好就好在我们促进消费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在线支付、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构已经比较完备了；二是互联网让下沉市场有了更多的商品选择机会，坐在村里依然能够消费只在一二线城市提供的品类；三是新一代的年轻人——00后——很多人是没有买房压力的，要么家里已经给买好了房子，要么是反正也买不起的，这部分人的消费潜力应该是能够激发出来的。所以我相信，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市场未来一定能产生出一批跨越种族和文化差异的世界级品牌。
具体到连界本身，我们在消费领域的投资主要围绕健康和美这两个主题。疫情让大家对健康非常重视，人们的意识已经不是有病才去治，而是“现在就要治未来的病”，就是愿意花钱消费来提升免疫力，保持健康体魄，这将成为中国人越来越大的一块支出。另外就是人们对美的需求驱动我们投资了一家制造“美瞳眼镜”的企业，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要工作，可能业余时间开个直播，晚上再去参加个聚会，都希望自己看上去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换颜色的美瞳，就能够满足这种需求。
FT中文网：除了您提到的底层原料、底层技术和消费品类，连界北京东外56号院园区里还引进了很多文化企业，是因为对文化消费也有很强的预期吗？
王玥：实际上，如果我把园区里的由新书店，改成办公空间，收房租肯定比卖书卖茶卖咖啡更挣钱，但是连界有几个理念，一个理念是边缘。我此前给一家网约车平台做过咨询，可这家公司说我们就把网约车做好就行了。但其实滴滴已经在这个领域占据了最大份额，把网约车做成传统业务了，未来的创新肯定会出现在主业之外的无人驾驶等等边缘领域。文化产业相对于科技产业都是边缘的存在，会给其他行业带来影响。另一个理念是跨界，我们相信跨界一定会带来创新，科技企业、初创企业与文化企业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交叉互动，肯定能够催生出诸多变量。
FT中文网：由连界创新主办的IN3产业创新大会将于2021年1月16日登场，在新的一年里，您想给业界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王玥：我们主要想传递的信息就是要坚持做那些艰难但正确的事情。在这次的大会上，很多发言嘉宾都是某项技术上坚持长期投入的。就拿我刚才提到的底层材料、底层技术来说，这些项目的研发都不会因为发生了新冠疫情或者贸易战、科技战这种突发事件就暂停了，或许会有一些影响，但长期来看这些项目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然后，我们还想让外界知道的是，创新还是要多靠实业家和科学家。资本的确能够帮助到创新，但是资本也有逐利的本性，很多基金背后的金主真的会要求投资人多长时间就要赚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脚踏实地做实业还有做研究的人，才能保障投资人不只投故事，投概念，最终投出一个充满泡沫的PPT公司。底层原料和技术的研发进程或许非常艰难，但投资人如果能克服逐利属性，一定能够实现长期价值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