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九江路连接着熙熙攘攘的南京路步行街和素有“万国建筑博览馆”之称的外滩，这条仅有1.5公里长的马路，在19世纪却是赫赫有名，被称为“东方的华尔街”。 1921年，摩根大通前身公司在中国的第一家分行就位于此。
100年后的今天，上海金融市场成交额超过2200万亿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首次跻身全球第三。坐在位于上海国际金融城陆家嘴上海中心48层的办公室，俯瞰着黄浦江上繁忙往来的船只，摩根大通中国区CEO梁治文回顾历史，对与中国相伴的下一个100年充满了信心。
“摩根大通的中国故事与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紧密相关。作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摩根大通在中国的稳步发展受益于中国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开放步伐；同时，我们也正在、并且希望继续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穿越周期的秘诀：把控风险
丹尼斯. 韦瑟斯通（Sir Dennis Weatherstone）是摩根大通前身JP摩根公司历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当时他的任务是在模拟飞行中监控雷达屏幕，计算飞行的耗油量，要算到飞机降落时，油箱里只剩一滴油。在他看来，在金融行业里，要在平安降落前留下最后“一滴油”是避免发生危机的关键所在，有的企业就是靠这剩下的“一滴油”，安全降落。正是源于这种极致的风险管控意识，在韦瑟斯通的推动下， “风险矩阵”和“信用矩阵”在JP 摩根相继推出，至今仍被金融机构奉为经典。JP摩根公司也在90年代重新振兴，主宰了当时的世界金融市场的同时，保持了AAA信用评级和所有金融中心银行中最低的坏账比例。
从两次世界大战到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至今仍在持续的全球疫情，摩根大通一直努力做到平衡盈利与风险。当其他大银行还在为拉美债务危机而谈虎色变的时候，JP摩根率先重返拉美债券市场，为墨西哥Cemex水泥公司承销4.25亿美元的欧洲债券； 2020年疫情肆虐，摩根大通仍然在技术领域大手笔投入120亿美元，致力于用新科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风险管控能力。
在梁治文看来，能够穿越周期代表了公司的韧性。摩根大通的韧性一方面来源于其积极的风险管控意识；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其悠久历史和全球视野给公司带来的优势。“我们常说要多看一步、多走一步，这点说起来容易，但是实际实施起来却很复杂。其中既需要我们对基础设施不断投入，例如不断投资保障网络数据安全，研发与时俱进的风控工具等。我们认为，对于网络、新科技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奠定企业长期优势的基础。同时，我们自身也在各个领域不断积累经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牵一发而动全身，跨地区的经验和协作，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问题。”
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等协同发展的多元化业务也让摩根大通考虑问题的角度更为全面。“从摩根大通整个全球业务网络的角度出发，零售、资管、投行、企业银行等每个部门的运营周期不一样，产品不一样，客户也不一样。摩根大通多元化的业务模式让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问题，从而有效地降低风险，最大程度保障客户的利益。” 梁治文表示。当然，从操作层面来看，持续的风险测试是不可或缺的。摩根大通常常会为某一个场景建立不同的压力测试，例如测试如何从不同的投资组合、不同的业务线条来看待美国总统选举可能带来的市场波动。
与此同时，梁治文还强调了前台、合规和审计三方的配合的重要性。“各个部门各司其职，这三道防线的互相协作实际上对于风险控制十分重要。”
在华战略：打造完整而非“面面俱到”的平台
作为进入中国历史最长的全球性金融机构之一，摩根大通在华业务的发展策略，紧紧围绕着差异化、全业务条线而展开，即打造一个“完整”而非“面面俱到”的平台，目标是保证客户所需要的各种创新产品都能在本土落地。在过去的数十年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加速，摩根大通在华的第一个百年也进入了“加速跑”时代。
在法人银行方面，自2007年在华设立法人银行以来，目前公司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多家分行。同时，摩根大通也在不断加强对于本地法人银行的投入。集团在2009年和2012年分别向法人银行增加了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和25亿元人民币。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更大挑战的2020年，摩根大通仍继续向本地法人银行增资了15亿元人民币。
2020年3月，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作为中国首批获准新设立的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之一，目前公司正稳步推进证券研究、投行服务及股票交易和经纪服务等业务。梁治文表示目前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已经完成了多个投行产品的第一单，例如作为联合主承销商完成药明康德的A+H非公开定向增发，作为联合主承销商完成邮储银行境内债券发行等等；经纪部门稳步开展业务；证券研究部门已经发布了300多份报告，覆盖近200家A股上市公司。“我们将继续加强投入，并希望未来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最终实现将对这项业务的全资控股。”梁治文表示。
而在资管领域，摩根资管也已经于去年四月和上海信托初步达成商业共识，拟收购取得上投摩根股权至100%，目前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
梁治文表示，摩根大通希望能在监管允许的条件下全资控股旗下的资管公司和证券公司，实现在中国的全业务线运营。“中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要，我们在华设立全业务条线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全球客户，帮助他们进入生机勃勃的中国市场，也有助于借助摩根大通的全球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投资者。”
在期货方面，摩根大通的期货业务则在去年获得证监会核准，成为了国内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期货公司。“我们之所以向证监会提交这项申请，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中国拥有一家全资的期货业务，能够帮助公司加强我们的在华平台，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协助国内外客户，通过中国的在岸交易所完成上市商品、股权和固定收益衍生品合同的清算。”梁治文表示。
此外，在2021年5月，摩根大通宣布进一步拓展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业务，新增为总部位于中国的中型跨国企业提供财资管理、信贷和投资银行等相关服务。
长期承诺：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
1973年，在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二年，时任大通银行行长的洛克菲勒应邀访华，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华尔街领袖人物之一。洛克菲勒随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广泛程度以及全世界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解读和回应，必将对许多国家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1974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当陪同人员问他有没有兴趣在闲暇时间出去看看的时候，邓小平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华尔街。这位将在未来改变中国前进方向的伟人，当时便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应当如何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如何开拓自己的方向。
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券市场和第二大股票市场，拥有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许多大公司。而摩根大通也一直是这一过程积极的推动者和见证者。1973年，大通银行成为了中国银行在美国的首家境外业务代理行；1996年，摩根大通作为主权借款人联席牵头发行了首笔“世纪”债券——中国人民共和国100年期1亿美元债券；2020年，摩根大通将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指数，帮助国际投资者更加充分地参与了中国的债券市场。
“摩根大通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贡献出我们的力量。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在国际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批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在走出去。”梁治文说，“正像洛克菲勒说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摩根大通和我们的许多客户来说，中国市场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性的配置。”
梁治文提到，很多企业制定规划往往会以5-10年为一个期限，而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市场的发展速度快，可能制定一个3-5年的规划都很难。“尽管如此，很多的投入，即便是短期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也要坚持，因为是‘落地’本身就是长期的过程，‘接地气’不容易，也需要多方面的配合。中国的金融市场变化很快，监管层也同时需要把控全球的风险，这就要求企业具有耐心，不要被短期的挑战所影响。真正的接地气必须在适应中国市场独特的运营环境的同时，坚守整个集团对于风控、合规和公司文化等方面的统一标准，在稳健和敏捷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梁治文表示：“我们很高兴在下一个在华百年开启之际，实现了在中国业务的全面发展，包括投资和企业银行、环球企业支付、市场业务、证券服务、商业银行以及资产管理等各个领域。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继续真金白银的投入。”
他特别加重了“真金白银”四个字，并笑着说，这里的“真金白银”不仅仅是资金和人力上的投入，也包括很多看不见的系统设施投入和企业文化的投入，从根本上构建企业敏捷创新的能力。
“有些投资可能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效果，也很难计算投资回报，但这是一个企业顶层设计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些才是决定差异化的基础。对于一个致力于长期发展的企业而言，这些都是基本功，也只有基本功做好了，才能够吸引最好的人才，打造卓越的企业。”
1997年，初入摩根大通的梁治文作为外汇交易员，在“港币保卫战”经历了自己最为难忘的“金融新兵第一课”—— 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各地投资人的恐慌，见证了港币利率一天之内涨了300厘；也第一次见识了中国政府初登国际金融市场展现大国责任的风范。
“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上海也正在建立世界金融中心，我非常看好中国金融市场和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市场，拥有大量的人才，更加可贵的是这里还是一片创新的沃土。希望摩根大通能够继续积极地为金融市场的创新、产品的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在中国的下一个一百年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