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将于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教学需要外严禁带入课堂。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配合学校禁止或者限制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
其实，这样并非广州一地，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规定，很多学校早就这么执行了。这类规定，也应该会得到大多数家长的赞同。
限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孩子玩手机。但实际上，儿童模式或者家长限定模式的手机，以及智能手表，可以做到没有任何娱乐的功能。
而且，老师会通过智能终端布置作业。如何孩子要独立完成作业——这无疑是我们的教育提倡的，那么，家长就必须要给孩子一个智能终端。孩子就可以借此玩手机。对这种现象，却没有任何地方，任何学校，站出来说个不字。
其实，中小学生带手机，作用很大。家长有联系孩子的需要。比如来不及接孩子，让孩子跟同学一起回家，就要提前打个电话给孩子。这样就可以避免坏人说：你妈妈让我来接你。如果孩子自己走回家，路上是一个巨大的空挡，如果能随时保持联系，家长也安心，也有利于孩子安全。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孩子放学，自己走回去了，家里学校，两边联系不上。
所以，智能终端可以做到没有娱乐性，孩子的确也有通讯需求，而且，学校完成教学任务，也离不开手机。那么为何很多地方、很多学校，还是一刀切的禁止了一切智能终端进入学校？
学校在乎的恐怕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智能终端的通讯与拍摄、记录功能。这有利于孩子们保护自己。反过来说，学校禁止手机进入校园，其实是为了避免麻烦。手机不光可以玩，它还可以拍摄、录音和通话。
一个人的通讯、记录权利和他的安全、权益息息相关。你买一只小猫，每天到小区里去玩，你会给它买一个GPS，买一个摄像头带上项圈上。你这么做，是因为小猫不会说话。但其实你的孩子，也未必能描述、能定性自己的遭遇，即便明白，他也未必敢说出来。
最近的社会新闻中，就有送孩子去武术学校、训练营，结果孩子死亡或被性侵的例子。这些机构无一例外地都要进行通讯剥夺。家长们后来痛哭流涕，但他们没想过，一个孩子，被剥夺通讯必然意味着不安全吗？学校和这些机构当然不一样，但通讯和拍摄的可能性，仍然会产生作用。
现在成年人遇事，都会立马掏出一个手机开始拍或录。网上著名的打学生的视频，都是因为拍了视频，流出。这些视频都是在学校的其他成年人拍到的，没有学生自己拍的。如果中小学生，能带手机进学校。流出的老师打人、同学霸凌的视频会不会更多？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肯定有利于治理霸凌和制止老师打人。实际上，此次《条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治理校园霸凌。我曾写过文章，分析校园霸凌主要是因为校园的封闭性，到了大学，随着封闭性降低，霸凌也就消失了。但条例的一部分，却在加大这种封闭性。
如果知道学生中有手机，学生可能拍摄自己，对老师，对那些霸凌同学的孩子，会不会形成一种提醒。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不敢、不会拍，但四、五年级，初一、初二的学生是会拍的。知道自己可能被拍，是每一个在公共场所的人都面临的正常情况，对老师也没什么不妥。考虑到他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面对完全无力反抗自己的学生，这应该被接受。
其实，条例是想到小学生的通讯需求的，所以，其中一条规定：学校应当在公共区域设置公用电话供中小学生应急联系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过，这条规定说的是，应当而不是必须。更重要的是，如果学生真的可以大大方方走过去，拿起电话，那借老师的打一个不就好了？但那些潜在的记录功能，不想被老师听到的通讯呢？更何况，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点，比如放学的时候，一个电话是完全不够的。
现在很多人说，日本人的学校不准中国人进，但其实现在的中小学，中国家长也进不了。这当然是为了安全，但这也造成一个巨大的隐患。学校成为一个完全封闭性的场所。
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美术课，我们几个孩子没有带笔还是什么文具。美术老师把我们叫到讲台上站着，还拧了我的耳朵。恰好我爸到学校来，正好在教室后门看到了——他一直很喜欢出现在学校看我。他立刻找到了班主任反映。今天的家长几乎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有时候，很难说，我们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学校的铁门一旦关上，家长很难进入，就想铁幕落下。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封闭的。那些学校装的摄像头，只能时候查看，而在关键的时候，往往又会坏掉。甚至在法律意义上，学校也是封闭的另外一个世界。在地铁上，你打一个人一耳光，肯定是拘留，但在校园内，老师打学生一耳光，只会停职。
家长想要了解孩子一天发生了什么，遭遇了什么，这是一个基本权利，这并不是一个多高的要求的。当然会给老师造成一些麻烦，但这是工作的必要，比起各种老师要填的报表，这些工作更必要。
要不要对老师信任？当然要，就像应该对医生信任，对官员信任、对银行柜员信任一样。但为什么银行柜员要工作在摄像头下，官员有监察制度，医生检查女病人，需要第三人异性在场呢？信任和监督，是并行不悖的，信任是建立在监督制度上的，更本质的，信任是建立在了解上的。
我遇到的老师都很好，但老师这个职业，和中小学生之间，一定不能假设为一种神圣的、无暇的关系，而是要依据真实社会进行设定。
现在的大学里，男教授和女学生谈话，都是小心翼翼，办公室的门一定要打开。但现在，中小学，男老师找女学生谈话，却并不在乎这一条。女大学生们，可以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但中小学生的家长们，却没有帮自己的孩子发声。
权势理论，现在用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比如资本家对员工有权势，大学教授对女学生有权势，但是中小学老师对学生有权势，这么一个更明显的权势场景，却很少有人提。这就像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小学生不能带智能终端，但却没有规定，老师不准在学校范围之内，用学生做直播、发视频。
中小学的老师被假定了道德、行为上的完美。中小学生，被规定了，必须全身心地相信老师。在学习的名义下，他们被剥夺了任何保护自己的可能。
遗憾的是，在带手机这件事上，中国家长不帮孩子说话。家长们能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压力，能感受到一种权势，但只要学校吐出“学习成绩”四个字，中国家长就会立刻丧失对现实社会复杂性的认知，附和任何要求孩子放弃权利的要求。
爱孩子，第一位，肯定是安全，而不是成绩。这个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群体，中国家长要明白这个道理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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