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俄乌停战，何时能真正实现仍很难说。俄乌双方诉求差距仍然巨大，乌克兰和欧洲认为放弃乌克兰东部只会让俄罗斯得寸进尺，特别是欧洲人视东部边界安全为其核心利益，将尽一切努力将美国绑在乌克兰战车上，即便美国不再援助也不愿轻易停战。特朗普虽号称上任10天内结束冲突，但缺乏具体实现路径。其以往也经常在外交方面夸下海口、又缺乏耐心和战略去完成，例如第一任期曾夸口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但与金正恩会面后并未达成具体协议。之后他逐渐失去兴趣，乃至撒手不管，最终半岛和平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话说回来，即便俄乌真的停战，也不代表中国的战略环境改善。事实可能正相反：美国得以从俄乌抽身，更多的人、财、物力资源可用于“重返亚洲”、打压中国，中国地缘压力可能反而增大。事实上，不少共和党鹰派在提议对乌减少援助时，讲的就是这套逻辑。
误区四：特朗普喜欢弱美元，将驱动美元贬值
特朗普的确喜欢弱美元。特别是，他对外关税、对内减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重振美国本土产业，但这些政策又会驱动美元升值、反过来降低美国产业竞争力。如果可以选择，特朗普必然希望推动弱美元，但主要障碍在于缺乏实现工具。
盘点实现弱美元的政策选项，无非是几类。一是联合外汇干预，所谓广场协议2.0。但今天跟1985年广场协议时迥然不同。1985年前，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德、日、英等国都担忧汇率贬值危害金融稳定，联邦德国和日本在1983-1984年间频繁干预、试图驱动本币升值，1985年初英国撒切尔夫人甚至因英镑跌近1：1而给里根总统打电话，希望对方驱动美元贬值。而对于今天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欧、日和墨西哥等EM来说，本币升值并不符合国家利益，政治上也很难屈从美国意志实施联合干预。事实上，七国集团自2013年以来就承诺不再以汇率为目标进行干预，仅保留极端情况下维持自身金融稳定的权利，全球也再未出现过联合干预汇率的案例。
二是美国自行干预。当前美国外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 ESF）中的外汇规模不到180亿美元，即便加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SDR份额也不过2000多亿美元。全球涉美元外汇日度交易量已由当年的不到4800亿增至7万亿美元以上。今年4-5月，日本曾耗费约620亿美元来支撑日元，收效甚微。按交易量折算，美国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才能进行两周的干预行动。而若美国想要显著扩大ESF规模，必须经国会批准，即众议院过半数、参议院过60票。未来两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只有53票，而民主党不太可能支持这一提案。
三是美国征收资本流入税。这就更滑稽了，要知道，美国可交易国债的30%都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美股的外资持有规模更是大于美债。如果征资本流入税，美国利率会急剧上升、美股将下跌，对美国而言无疑是金融自杀行为。
四是逼迫美联储过分宽松。这或许是特朗普唯一可行的方案，但在2026年5月鲍威尔卸任前很难实现。一来特朗普不能解雇他，二来鲍威尔从来不听特朗普的。但鲍威尔卸任后，特朗普任命一位相对“听话”、又能被参议院所接受的美联储主席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届时，特朗普可能施压新主席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实现弱美元。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影响很可能是货币政策力度的边际调整，而非方向的整体扭转。这是因为全球金融市场拥有独立美联储已长达45年，后者的声誉是美国金融稳定和美元霸权的重要基石。一旦市场觉察到美联储独立性显著削弱，对通胀的担忧会立即涌现，引发投资者“以脚投票”、美国股债双杀、市场剧烈动荡，最终反噬美国经济和特朗普本人。因此，特朗普的行动仍将受到一定约束。总的来看，未来一年多时间内，特朗普政策大概率会强化“美国优先”、引发美元升值，之后弱美元情景才有可能上演。
综上，“特朗普2.0”将给中国带来全方位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贸易，而外交、地缘、金融上的压力也可能全面增强。不应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必犹豫恐惧，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增强自身抵抗力才是中国最应该做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消费市场、第一大制造业生产国和出口国，有充足的腾挪空间。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的经验也充分说明，中国的国内政策和需求才是决定中国经济和市场走向的关键。希望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能渡过这一难关，在考验中愈战愈勇，走向美好的明天。
欧阳辉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吴偎立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