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一所民办高校任教期间，我经历过一回中国式选举，这应该也算是“全过程民主”的“标本”。
这所民办高校，规模不算大，招生人数不算多，但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一应俱全。与公办高校不同，由于政府拨款非常有限，民办高校经费主要来源于学费，因此这类高校学生们缴纳的学费远高于公办高校。不过，学生们未必会想到，他们缴纳的高额学费也要用于养活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的干部们。
该校统战部部长组建了一个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交流群（微信群），我也有幸被“拉入”。提前十天左右，她在该微信群中宣布将要召开联谊会会议。然而，到开会前一日她才通知大家会议具体时间、地点，但又不告知议程。还要指出的是，除党外知识分子外，各院系党总支书记也要出席——他们或许扮演“监军”的角色。
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校领导也会出席会议。开会时才发现，学校书记、几位副校长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部长都到了，并坐在主席台上。而与会的党外知识分子们并不是来联谊、交流的，而是来听训、举手的。会前“党内”统战部部长要求党外知识分子们“全程保持安静，不要交头接耳”。她还要求大家“着装整齐”，“有校徽的请佩戴校徽”。
这次会议“奇葩”现象之一是：开会前四小时左右，统战部部长忽然在微信群贴出座位图，要求党外知识分子们按图就座。会场第一排坐的是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候选人——他们显然是以当选而非候选之姿就座——而我们在会前竟然连要成立这样的理事会都不清楚。在第二排就座的是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其后数排坐的是党外知识分子，里面或许还混杂“信息员”之类。依据这种座位安排，谁未出席会议一目了然，谁没“举手同意”也能被迅速掌握。
会议要审议通过的《联谊会章程》以及《联谊会选举办法》，并未事先公布在微信群中，我们到达会场拿到会议材料后才看到。统战部部长甚至没有提前告知要在会议期间审议它们。会议材料内的议程部分，在《联谊会章程》及《联谊会选举办法》前使用了“审议”一词。但现场对它们既未宣读，又无审议，直接要求举手。主持会议的统战部部长先是喊“同意的请举手”，其次是“不同意的请举手”，再次是“弃权的请举手”，最后就是“鼓掌通过”。
当我第一次听到台上喊“同意的请举手”时，我未举手，因为《联谊会章程》还未读完——但我环顾四周发现其他人都举手了。其后台上喊“不同意的请举手”、“弃权的请举手”时，我也没举手，但在喊“鼓掌通过”时则勉强轻轻鼓了两下。下一轮统战部部长再喊“同意的请举手”时，我举手了。现场才意识到，在密集举起的手中，不举手是较为显眼的。实际上，我仅有举手同意权。即便“公然”举手表示不同意，也没有用处，只是显得自己“格格不入”。这种联谊会会议以后我应该不会浪费时间参加了，但这次参会也没必要（因不举手同意）得罪统战部部长——这样做没准还会让其他一致举手的党外知识分子们觉得有些“奇怪”。
统战部部长事先也未告知大家会上要选举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长等，我们到了现场看会议材料后才知道。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举制度，选举是等额的，且不清楚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统战部部长在会上声称“经过多方沟通协商”之类。而《联谊会选举办法》中则明确提到“经校党委同意”。校党委在会前同意是“举足轻重”的，党外知识分子们在会上同意则是“无足重轻”的。
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有七人，我基本上都不认识。这些人也未在会议中作自我介绍或表达见解，与会者就直接“举手同意”了（会议材料中对候选人的介绍仅包括性别、职称、学位、职务）。依据议程还要选举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但统战部部长想“跳过去”，直接进入下一议程。当时主席台上有位校领导提出了异议——声音较低未听清楚。于是，统战部部长又要求台下出席者“举手同意”三轮，分别选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有些“奇葩”的是，各院系党总支书记们也举手通过了《联谊会章程》、《联谊会选举办法》，并举手选举了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长等——这样党内干部也参加了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会的选举。这应该属于有意安排，给第一排就座者的当选上“双保险”。
本来我以为联谊会会议要采取类似圆桌会议的形式，大家可以轻松交谈、交流看法，我也可以借此机会认识一些其他院系的党外知识分子。但是，这次会议实际上没有任何“联谊”、交流活动，我也没有与其他院系党外知识分子交谈的机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参加此次联谊会会议，通过亲身体验这种形式的“全过程民主”，我深刻理解了这种形式的“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全过程官主”、“全过程党主”。统战部部长“全过程”大搞“操控式民主”，而党外知识分子们只能“被全过程”、“被民主”。
（注：林原，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者，时评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