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亚洲版主编皮林：印度总理称，要为穷人带来工作、尊严和机会。他使民众的期望值明显提高。但是，光靠他亲力亲为还不足以促成必要的改革。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滑的共识越多，未来经济政策预期反而可能越趋于稳定。新常态核心之一是适应而非刺激，而所谓韧性其实就是不要任性。

投资策略师罗福万：一种常见看法是，经过多年高增长，中国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这种观点源于许多错误和过时的观念，实际上中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纪念百年行庆之际，正值其面临生死存亡考验之时。人们再次质疑该行与华尔街的关系是否过于密切，以及是否应对美国监管机制作出重大改革。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社会应与政府、市场一道成为国家公共治理模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三者正好对应经济体中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三大要素。

FT新兴市场编辑金奇：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过去五年偏离克勤克俭之道，致使政府、公司和家庭债务水平激增，进而成为今天削弱中国商业活力的主因。经历了大手笔支出的“奢”，中国经济向增长放缓的“新常态”转型，将变成一个不易掌控的过程。

中欧陆家嘴研究院刘胜军：“阶级斗争论”沉渣泛起，未必真是“文革”回潮，而是在改革面临攻坚时刻，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利益、延宕改革的工具。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利刚：中国第三季度GDP放缓至7.3%，创下近年新低。但中国政府仍掌握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改变经济减速趋势，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重回7.5%。

安永中国合伙人谭绮、吴俊：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各部门公布近90部法规文件，创新主要体现在投资准入和制度、金融和外汇管理、海关监管服务、税收政策和纳税环境。

上海交大教授汪滔：自贸区一旦建立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后，经常项和直接投资项下的流动更加便利，而监管套利和资金走私活动也面临更高的要求。

优异资源集团坎贝尔、霍夫曼：中国的“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照搬西方法治模式，而是指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对在华外企和投资者而言，积极分析和理解中国的“新常态”是生存和成功的先决条件。

上海财经大学陈波：纵观上海自贸区一年的发展，各项改革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进度并不尽如人意，其步伐的快慢是对主客观阻力不同克服方式的反映。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成效尚不显著，先试先行的改革方向应是建立有效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尽快走出过度依赖国家信用的混乱局面。

北京大学教授卢锋：中国发改委等部门寻租案件频出，根源在于转型期体制矛盾。宏调宽泛化既是深层改革滞后和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也是妨碍深化改革甚至客观上促成旧体制因素复归的现实根源。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朱宁：今年夏季达沃斯再次呼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难点何在？金融改革的顺利推出乃至进一步深化改革，都必须克服人类行为自身的三种行为特征。

中国东方证券邵宇：达沃斯信息显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退出非常态货币政策的阴影挥之不去；中国宏观经济逻辑可总结为：旧秩序、大危机、新常态、求改革、升引擎。

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我把对中国政治生态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和构建结果称之为“习模型”，运用这一模型，可以推断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天则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旭：民营资本进入铁路更重要的不是民资的钱袋，而是他们的市场化头脑，中国民营企业中完全可能产生如马士基般的物流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