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和记实业（“长和”）近日宣布以228亿美元出售中国以外的港口业务予贝莱德资本，引起不少关注。生意金额规模相当庞大——交易总额相当于1778亿港元，和长和的市值大体相当；但是如果与每年两百亿港元左右的利润相比，是否合算就见仁见智。
我有幸曾经作为学生参访团的一员，在金钟长江集团中心听过李先生一场演讲。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长江集团中心的位置，坐落于中银大厦和汇丰总行大厦之间；建筑本身方方正正，反映李先生予我的温文尔雅、和和气气的第一印象。
这就不得不提香港市面一说——中环几幢大楼之间有一个风水局。香港三家发钞银行（汇丰、渣打和中行）的旧总部地皮互相靠近。80年代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期，其中一项工作是安排中国银行发行港币。为此中国银行计划在旧楼旁新建一幢新楼（中银大厦），并请贝聿铭先生设计。
当时适逢回归过渡期，中英双方互相都在“争口气”。贝老先生设计时，将大楼建成尖角结构：一方面可以在有限的建筑面积限制下尽可能提高建筑高度（最终建筑高度达到364米，成为当年美国以外最高的摩天大楼），同时还能“高过汇丰和渣打一头”；另一方面则象征华南常见的竹子，寓意节节高升，可谓饱含对香港前途的祝福。
当然，在80年代一连串机缘巧合之下，解读悄然发生了变化。1986年时任港督尤德爵士率团访问北京，期间积劳成疾，撒手人寰；次年香港又发生“八七股灾”，可谓是一泻千里的多事之秋。因此就有香港市民求卜问卦讲风水，说中银大厦的设计形似三棱刀，一面对港督府（今礼宾府），一面对着汇丰和渣打。而汇丰总行大厦楼顶的外墙清洗机因为朝向中银大厦，更被认为是用来“以牙还牙”的两座“大炮”。
这种说法当然实属穿凿附会的“流量文章”（中银大厦要到90年才落成，怎么也怪不到这个头上），但奈何三人成虎，位于中银大厦和汇丰总行大厦之间，属于长和管理的香港希尔顿酒店，生意不免受到影响。加之酒店届龄三十，长和索性决定将酒店关门，重建为写字楼——也就是今天的长江集团中心。
之所以花一点篇幅讲中环近四十年前这出风水大戏，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今时今日中美之间的生意人所面临的处境，其实和四十年前香港市民的心态并无明显分别。中国经济发展，一举一动正如中银大厦的设计一样，固然会被人从不同角度解读；而今时今日特朗普的一些言行，也正如汇丰总行大厦的玻璃清洗机一样，意欲何为，解读不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和的投资策略其实一如既往地稳健——三十年前长和选择拆卸主要依赖人员往来作为收入来源的酒店，代之以进可放租、退可自持的写字楼；今时今日长和选择卖出距离遥远的外地港口，而代之以坚守距离更近的中国港口。
事实上，以和记港口信托名义持有的中国港口业务（包括香港葵青货柜码头、深圳盐田港和其它华南港口三块资产的部分权益）的业绩相当不错——2024年全年税后净利润达到217亿港元，大涨47%。而具体而言，主要的业绩来自于盐田港的吞吐量大涨——在香港葵青货柜码头吞吐量下跌6%（这事很大程度是因为香港的老龄化）的背景之下，盐田港吞吐量大增12%，使得信托旗下港口的吞吐量整体仍然增加了5%。
如果再考虑过去三十年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化，对于长和的港口而言，做客海外不是最好的选择。港口作为牵涉诸多社会关系的基础设施，其健康、妥善的运营，显然并非单纯的财务投资所能解决，更多时候需要一些“社会关系”。换言之，只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我们讲“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商品出口到国外，价格更高了，扣掉运费，还能赚点；但是人、投资到了外面无依无靠，有钱无势，那就是待宰的肥羊，砧板上的肉了。
单拿这一次舆论风口浪尖的巴拿马港口举例。90年代美国逐渐撤离巴拿马（1979年归还巴拿马运河区，1999年美军基本撤出），巴拿马一方面意图塑造“中立运河”形象，另一方面意图吸引外资，自然会在97年批出25年经营权予长和；而2022年续约时，又正好碰上巴拿马和中国从2017年开始共建“一带一路”，续约25年也就顺理成章。
然而，25年1月巴拿马政府先是开始对长和当年签订的港口合约进行“审计”；2月巴拿马总统又宣布不再续签“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未来即使还能运营，实践当中也少不了被鸡蛋里挑骨头挑出点毛病，营商环境自然大不如前。换言之，这种投资能否赚钱，实在是“雷霆雨露，皆是君恩”——香港电影的名台词“巴拿马总统跟我也有一点交情”，在利益面前也不再成立了。
但我们要把话说回来，回到90年代的香港。香港希尔顿酒店和长江集团中心，还有一个核心区别：对于中环这种缺乏景点的地方，酒店的客人都是为了写字楼的客人而来，因此酒店的生意永远和写字楼的生意密切相关，并且滞后于写字楼的生意。写字楼的生意好，说明本港商贸畅旺，但酒店还要受到市场竞争，生意不一定好；但反过来，如果中环酒店生意好，说明大家都来中环谈生意，那写字楼生意必然会好。总之，在中环做写字楼生意怎么看都比酒店生意稳妥，将酒店这种支持性资产交给市场其他公司，自己经营核心资产，怎么看都是更好的方法。
这种说法放到今天的港口业务，也是成立的——如今世界大航线都是往来中国，海外港口处理的，很多都是中国的货物。因此，海外港口业绩好，那作为出口货源地、进口目的地的中国港口，业绩一定好；但是即使中国港口生意好，海外港口之间有所竞争（例如秘鲁新开钱凯港，南美洲西岸港口的竞争必然加剧），反而生意不一定会好。
事实上，贝莱德在与长和打交道之前，自身一直有投资港口业务——旗下的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和地中海航运（MSC）合作经营一家名为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的码头运营公司，与和记港口是直接竞争关系。贝莱德也好GIP也罢，作为资管公司，在TIL当中显然更多只是宏观角色；真正的细节和技术能力，还是要看MSC的团队。我们讲“对货九毛九，对人一块一”——就算不提巴拿马这档子事情，以合理价格买下长和的港口资产，化干戈为玉帛，对于贝莱德和MSC而言也不是坏事。
但如果我们把话只说到这里，局限于长和与贝莱德的交易上，那这篇文章的立意就太浅了。我之前的文章一直在讲一个主题——现在沟通大为方便的背景下，生意分工更加细化，生意模式事实上已经变了：即使不施加股权投资约束，只要核心动力在，就会有人来和你分工，生意一样能做得很大。
例如，在中国本地制造业成熟之后，外国人不需要再在中国开厂，直接下订单给中国工厂采购即可——所以尽管外资入华的势头有所波动，但在中国制造供给的核心动力驱动下，出口额却确确实实增长了。
再比如，蜜雪冰城、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这样的跨国企业，也没有必要一家家去开餐厅——把自己的品牌、产品这个核心动力做好，吸引各个城市的本地商人来加盟，也能像滚雪球一样，取得很大的增长。所谓“根深叶茂、本固枝荣”嘛。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企业家一定是深耕核心、把根扎深，再广交朋友、开枝散叶的。在航运这块，长和-MSC-TIL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工：长和专注中国港口业务、MSC聚焦航运、TIL发展海外港口。三者都有自己的专长，再通过少数股东权益交朋友这种模式，相信会成为未来国际生意场上的主流。
这又回到中环的三幢写字楼了——无论是向东边的银行（中银）还是西边的银行（汇丰、渣打）融资，只有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长江集团中心才能立在港岛的这块“风水宝地”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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